避讳是我国古代历史上一种特有的现象，其俗起于周，成于秦汉，盛于唐宋，延至明清，波及当代。避讳主要有国讳、圣讳、家讳三种形式。为避讳，有改年号的、改官名的、改姓氏的、改名字的，地名避讳便是其中之一。
地名避讳是我国古代避讳制度的重要内容，包括郡县州、集镇场、山川、河流、街坊、殿宇、庙堂、陵墓等等名称。自古以来，在汉族地名中，因避讳而使地名发生更改的例子不胜枚举，地名避讳是古代地名的特点之一。西汉时，为避汉文帝刘恒讳，改恒山郡为常山郡。浙江的嘉兴原来叫做由拳县，三国吴黄龙三年（231年），“由拳野稻自生”，吴大帝孙权认为是祥瑞之兆，乃改由拳县为禾兴县，并于次年改年号为嘉禾。赤乌五年（242年），孙权立子和为太子，“和”“禾”同音，为避讳，将禾兴又改为嘉兴。
地名避讳常用的是改字法，即用同义字或同音字以代本字。此法在秦汉时期已经使用，后代继续沿用。在我国古代，皇帝是真龙天子，代表了至高无上的权利，当朝皇帝与其七世以内祖先的本名举国上下必须避讳。此称之为“国讳”。
西汉文帝名恒，即位后改恒山郡为常山郡。汉景帝名启，即位后改启封为开封(今河南开封市)。汉置隆虑县，为了避东汉殇帝刘隆名讳而改为林虑县。三国吴景帝名休，遂改休阳县为海阳县。北齐废帝名殷，改殷州为赵州。隋炀帝名广，全国含有“广”字的地名均被改掉，改广州为番州，改广陵郡为江都郡，改广安县为延安县，改广年县为永年县，因此而改州县名34个。成都附近的广都县和广定县，分别被改名为双流县、蒲江县，并沿用至今。武则天小名华姑，改华州为太州，改华阴县为仙掌县，改华容县为容城县，改江华县为云汉县。唐玄宗名隆基，改隆州为阆州，改箕州为仪州，改隆山县为彭山县，改大基县为河清县，因此而更改州县名17个。唐代宗名豫，改豫州为蔡州，改宿豫县为宿迁县。唐穆宗名恒，改恒州为镇州，改恒阳县为曲阳县。唐武宗原名廛，改东都洛阳的廛水为吉水。宋太祖名匡胤，改匡城县为鹤丘县，改胤山县为平蜀县。宋太宗赵光义即位后，沾“光”“义”两个字的地名遭殃，改义阳军为信阳军，改义兴县为宜兴县，改义宾县为宜宾县，改义章县为宜章县，改义川县为汉川县，因此而更改地名26个。金世宗叫完颜雍，改雍丘县为祀县。明成祖名棣，改棣州为乐安州，改无棣县为庆云县。明神宗名翊钧，改钧州为禹州。
中国古代的地名很多都经过历朝历代的避讳，有的改名数次甚至十几次之多，许多我们今天看到的地名，就是避讳的结果。例如，现在的南京古代就有过“建业”、“建邺”、“建康”等多个名称。汉献帝建安十七年（公元212年），孙权在这里置建业县，三国吴黄龙元年（公元229年）孙权迁都到建业。晋武帝太康三年改为建邺。那么“建邺”为什么又改成“建康”了呢？这是因为建兴元年（公元313年）晋愍帝司马邺即位。为了避“邺”字讳，于是把“建邺”改成了“建康”。
比之“国讳”，圣讳乃“为贤者讳”，即避讳封建社会所推崇的圣人贤者的名讳。圣讳并不像国讳、家讳那样严格，那样广泛。在封建时代，既有朝廷规定的圣人讳，又有人们自发的为圣贤避讳。圣讳各朝略有不同，一般有孔子、孟子、老子、黄帝、周公等。汉以后皇帝之名有时也称圣讳。有关朝廷所规定的圣人讳，最早大概是在宋代，而且这时所说的圣人的范围超级扩大。它包括中华民族的始祖黄帝，宋代帝王赐封的“至圣先师”孔子以及亚圣孟子，甚至还有周公等也列入避讳之列。以“道君皇帝”自称的宋徽宗，迷恋道教，因此把老子也列入避讳之列。宋大观四年（1110年），为避孔子讳，朝廷规定改瑕丘县为瑕县，改龚丘县为龚县。
上虞的崧厦镇，古称嵩下市。据《上虞县地名志》记载：“晋隆安四年（公元400年）吴国内史左将军袁崧为御孙恩筑城，次年袁崧兵败殉职，后人为纪念他，称所筑之城为嵩城，并为其建造忠介袁公祠。”“嵩”字是为避袁崧名讳而用。
除此，还有为权贵避讳的。如唐代武则天父名武士彟(huò获)，“彟”与“华”的音相近，因避讳，改华州为太州。其他朝代亦有为外戚避讳的。
在我国，地名避讳从古延续至今，近代和现代因避讳而更改的地名也不少。与古代相比，近现代的地名避讳主要是为避凶、避邪。从避讳的类型上讲当属于忌讳和憎讳。
该文章为转载，并不用于任何商业目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转载于公众号——地名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