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地名命名的影响因素，学界有不同的指标体系，任建兰和公平在《浅析地名的地域性》中将影响因素分为两大类，即地理因素和非地理因素，其中地理因素包括自然地理因素和人文地理因素；顾永在《近代国内地名研究综述》中提及“地名的命名可以从自然因素和人文因素两个方面来划分”，同时又关注到了地名与政治之间的关系。
立足现状，随着我国各方面的建设和发展，政府对地名研究、规划、管理、应用等方面的相关工作也正在做得越来越完善。综合现有研究资料和成果，本文把中国地名命名的影响因素分为三大类，即自然地理因素、社会文化因素和政治经济因素。而这三大影响因素对由不同命名主体所产生的地名的影响程度是有所差异的。
地名命名的主体具有多种层次，有些沿用时间较久仍在使用的旧时地名或者民间地名、少数民族地名的命名主体多数情况下是当地居民；大城市地名或者说县级以上地名的命名和规划管理主体多数情况下是政府（地名命名是由人民和政府共同认定的，但在不同地名的命名过程中两者的主体作用又常常有所侧重）。所以本文在探讨中国地名命名三大影响因素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不同命名主体所带来的影响因素的差异性。
广大人民群众在日常生活中约定俗成并且一直沿用下来的地名和政府规划直接命名的地名，均以社会文化为共同影响因素，体现了地名文化的传承性。中国地名在不同时代背景下与时俱进的传承是主线，人民群众对约定俗成的地名世代沿用，政府对约定俗成的地名加以法理确定写入档案或在其基础上略加修改以符合时代性、地名的系统化和规律性。地名命名的主导主体不同，其所受影响的因素也有所差异。
一、人民约定俗成的地名
沿用时间较久仍在使用的旧时地名或者民间地名，少数民族地名的命名主体多数情况下是当地居民。这些地名的命名影响因素以自然地理和社会文化因素为主。
在自然地理因素影响下命名的地名，其定位导向作用尤其突出，即在表位方面的实用性很强。如陕西南部的岚皋，因境临岚河，“皋”是水边高地的意思而得此名。河南西北部的济源市，因为是古济水的发源地而得名。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因为靠天生存，古时人们对自然的依赖和崇拜也是使他们将自然状况和变化挂在嘴边的一个重要原因。
另外，中国人重视方位，“中国”这个名字本身就有方位的意思，古人认为自己的国家居于天下之中，而把周围其他地区称作“四方”。也有酒泉、大直街等和自然地理现象有关的形象生动表现出地理实体特征的地名，又如“呼和浩特”蒙古语意为“青色的城”，这些地名自然容易在人们的口耳相传中确定并流传下来。
在社会文化因素影响下的人民约定俗成的地名中，反映宗法制的以姓氏为主的地名尤其多，且多集中在村庄的命名上。少数民族地名多是根据当地地理环境和文化命名再由少数民族语言翻译过来的（历史上统治者对少数民族区域进行命名的除外），可以体现其图腾信仰和宗教崇拜。
二、政府规划管理的地名
地名规划是一项政府行为，大城市地名或者说县级以上地名的命名和管理主体是政府。政府一方面对已有的地名进行整理和规范化，一方面在城市建设中对新城区命名并进行规范，所以政府重点管理的地名命名主要受社会文化和政治经济因素的影响。
对已有地名而言，即上面提到过的民间地名、少数民族地名，不管其命名之初是受自然地理因素影响还是社会文化因素或政治经济因素，在沿用已久约定俗成之后已经进入了社会历史范畴，政府通常也对大多数的这类地名传承下来。从这方面来看，是政府受到社会文化因素影响对地名进行的确定和管理。如“邯郸”这个地名可谓历史悠久，邯郸地名最早见于《春秋谷梁传》，却历经3000多年的朝朝代代沿用至今。
随着城市规划、建设的推进，不断产生大量的新的地理实体，政府的地名规划需要对每个地理实体命名，以便利人们和推进经济发展。老城区一般地名发展变化相对缓慢，地名规划更多的是对现有地名进行规范性梳理工作，直接命名的分量不是太重。
随着城市的高速发展，不断有新的楼盘被开发，不断有更多迅速崛起的城市，这些新发展起来的地理实体大多缺少独特的自然地理特点，也并没有悠久的历史和社会文化，开发商为了夺人眼球便想出了“曼哈顿广场”“罗马大街”等洋气地名，甚至会出现只有专名没有通名的不规范地名。除了求新求异心理之外，这种洋地名的盲目炒作在某种程度上也体现了崇洋媚外心理。此时政府的地名管理和地名文化建设尤其重要。
政府应将地名文化建设作为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载体，用中国悠久的历史、渊博的文化、凝练的语言来多为世人留下更加有教育意义并能体现出中国特色的地名，使人们在潜移默化中增强民族凝聚力和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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