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州是一座因河而生、因河而兴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素有“三吴襟带之邦，百越舟车之会”的美誉。
话说西仓桥
每当我们经过常州东门，都会被两座美丽的石拱桥吸引住眼球，古桥是这样的养眼，这样的具有亲和力，它们就是广济桥和飞虹桥。
广济桥又名西仓桥，常州人对它怀有深深的敬意，习惯上都喜欢称它为西仓桥，少有称之为广济桥者。“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西仓桥南是国家粮仓重地，是朝廷漕粮的转运站，是国家命脉所系，是百姓活命之靠。西仓桥是因漕运而建造的桥。常州在中国漕运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隋唐以来，常州就是转运漕粮的中心了，在1300年间，常州转运的漕粮数额不断攀升，宋时最高达700万石。故常州有“自苏松至两浙七闽数十州，往来南北两京，无不由此途出”的重要地理位置，是“贡赋必由之路”。
西仓桥原址 唐锡勇 摄
位于大运河和南运河交汇处以西的西仓桥南现在还有大仓弄，桥东南百余米的原“常州第二粮食加工仓库”，其前身就是有名的“西仓库”旧址，明、清称“廒仓”。明代以来，常州是统辖武进、无锡、宜兴、江阴、靖江5县的府城，1393年常州府秋粮米实征53万石，占全国实征总数的2.16%，接近广西、云南两省所征之和。故时人云：“当今赋出于天下，而江南居十九，苏、松、常、嘉、湖五府又居两浙十九也。”清雍正二年（1724），武进全县有漕白粮船120艘，停泊在西门外大王庙一带，后泊延至政成桥一带，清朝还在东门建东仓，储阳湖县漕米，东仓桥因此得名。清雍正四年（1726），常州府管辖武进、阳湖、宜兴、荆溪、江阴、无锡、金匮、靖江八县。
每到新粮上征时节，农民们肩挑手推稻米运到“廒仓”，以完国课。西仓桥两岸的三堡街、西直街、新市路店铺林立，旗幡酒幌迎风招展，人流摩肩接踵，挥汗如雨，街上车水马龙，仿佛是巨幅的“清明上河图”，好一派繁华的盛世景象。为了方便行人和客商，明正统十二年（1447）江南巡抚周忱建广济桥，开始是木桥，因靠近西仓库，故常州百姓俗称西仓桥，成化十七年（1481），巡抚王恕和知府孙仁重修了广济桥，并将木桥改为三孔石拱桥，重修后的西仓桥雄伟坚固，这位孙知府还是明城墙的修建者，常州城砖上多刻有他的名字。1567年和1718年广济桥又重修，桥顶两侧有横额楷书石刻“武进县广济桥”字样。西仓桥是市区古代石拱桥中孔跨径最大的桥，典型的明代风格，拱券高敞，薄拱薄墩，非常美观，似一道彩虹，1986年因运河拓宽，加上西仓桥年久失修，已呈险象，运河指挥部决定将广济桥（西仓桥）从西门移到东门东坡公园舣舟亭、半月岛间，融亭、岛为一体，桥由南北向改为东西向。
三堡街是常州仅存的几处原生态老街之一，已有700多年历史，相传元代贵族三宝奴曾住此地。清光绪《武进阳湖县志》载：“元至大三年（1310）六月，封三宝奴为楚国公，以常州路为分封地。”另一说因街南有三个与堡垒相似的土墩，故称三堡街。三堡街原有一座规模巨大的西大王庙，又名“金龙四大王庙”，始建于明代，清同治年重修，西大王庙是大运河沿岸申遗城市中少有的一座祭祀运河水神的庙宇。它是常州木业和豆业辉煌的记载，最初是船户与豆业共同集资建造的。庙里供奉的是龙王，因船户与豆业均靠水上营生，他们祈求龙王保佑在江河中安全行驶，反映了船民与豆商发展生产的美好愿望。
广济桥 顾晔麟 摄
为了打造常州的运河文化，常州市保护南河沿、锁桥湾、西直街、三堡街的乡土建筑群，并在原址重建西仓桥。
渡江桥·解放桥
距常州老城厢27公里的长江边有一座近千年历史的古镇，贯通长江与大运河的老德胜河把古镇划分为南北两半，一座美丽的石板平桥——渡江桥又把古镇串联在一起。这里就是常州魏村镇。
渡江桥 顾晔麟 摄
说起魏村镇还有一段典故。北宋初年有一位从江阴虞门来到江边的曹姓人士，他自称是魏武帝曹操的后裔，定居数代后人丁渐渐兴旺，于是就有了魏浦的地名，到大明洪武三年（1370）就正式有了魏村这个古镇。直到今天，魏村仍有“曹半街”之说。
魏村初名烈塘寨，因地处江边，为沿江诸水寨之一，1000多年来历朝都要派水军驻守，属江防要隘。德胜河原名烈塘河。900年前南宋元帅岳飞与金国大将完颜宗弼在江边大战，完颜宗弼因不适应江南低湿之地，不习水战，大败后逃遁。岳飞取得保卫常州的大胜，故将烈塘河改名德胜河（德胜就是得胜的谐音）。这个传说是可信的，据记载，岳飞确实与完颜宗弼在常州打过大仗。
渡江桥旧名烈塘闸，因长江水每天有涨落，为了控制江水的落差，所以设有闸门。据宋《咸淳毗陵志》载，宋绍熙五年（1194）郡守李嘉言开烈塘河，浚河置闸。明洪武三年（1370）重建，明清数百年间经数次重建，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重建后始改名渡江桥。民国十六年（1927）又重建。渡江桥是由巨大金山条石组成的平板石桥，20世纪30年代后期，侵华日军的军用卡车曾把桥面的条石轧断数根，日本投降后，魏村百姓捐款修复了桥面。桥东“渡江桥”三字为金华廷所书，金华廷曾担任过武进县长。桥西有“清光绪丙午年建”字样。
渡江桥还是常州水利发展史的缩影。渡江桥离长江仅3里，滚滚长江水通过德胜河流入大运河，千年以来德胜河水调节着长江和运河的水位，保障着常州城的安危，又灌溉了这一地区的数十万亩良田。早在宋朝这里就建了木闸，控制着长江水。站在渡江桥上你可以看到桥的石驳岸上刻着江水的警戒水位，桥下清朝的德胜河闸虽已停用，但当年的巨石闸槽仍保存完好，用来控制闸门启闭的麻绳绞口石构件依然故我。这是活生生的水利博物馆，具有很高的科学和历史价值。1973年武进县政府调动全县60多个乡的农民开了一条新德胜河，老闸弃用，并建了当时最先进的水闸。新德胜河的宽度是老德胜河的近10倍，成为灌溉和航运的主航道。德胜河畔的魏村古镇安静而空灵，历经千年，老街的石板路依然保存完好，是目前常武地区现存最长、最完整的石板路之一。
走在魏村老街，我们仿佛回到了明清时代，古桥、秀水、老街、石板路、木排门、老店铺是组成江南水乡古镇的基本元素。历史上刀鱼、鲥鱼、河豚被称为“魏村三鲜”和“三宝”。唯有古朴凝重的渡江桥岿然屹立在老德胜河上，汩汩流淌的江水不舍昼夜，似乎向我们讲述着魏村古镇的千年沧桑。
石龙嘴探秘
石龙嘴俗称“龙舌头”，曾经是常州重要的水利工程，它位于南运河与大运河交汇处，是大运河中一个狭长半岛，与米市河相连。它扼南运河之口，用青石块驳岸，形似龙舌头，有一石碑，上刻“江湖汇秀”四字。“江湖汇秀”是常州“西郊八景”之一。石龙嘴三面环水，好似浮家泛宅，据《常州地方史料选编》载：石龙嘴上有汇秀庵，相传该庵夏日无蚊，殿后余屋仍蚊声嗡嗡，与寻常各地无异云。
石龙嘴是长江和滆湖两大水系的交汇处，故称“江湖汇秀”。大运河与长江相连，南运河与武宜运河相连，实际上就是古西蠡河，与滆湖相通，与宜兴运河相连。石龙嘴是常州类似都江堰的水利枢纽工程，它调节着长江、滆湖的水位，在汛期起着泄洪的作用。冬季长江进入枯水期，滆湖水通过南运河汇入大运河；夏季长江水多，江水通过大运河经石龙嘴入南运河汇入滆湖。南运河与大运河交汇处因水位有落差，过往船只容易发生交通事故，石龙嘴起了重要的缓冲和分水作用，减少了事故。1906年，吴康、薛锦元堂弟薛念祖（字怀远，曾任清六安县知县）利用石龙嘴上汇秀庵房屋创办武阳公立西郊小学堂，张太雷曾在这所小学读书。
20世纪60年代的石龙嘴 资料源自常州市规划馆
这项至少在明代就有的水利工程是常州先民的杰作，是常州人民智慧的结晶，对常州的农业发展和经济繁荣功不可没。据清道光《武进阳湖合志》卷十三《坛庙志》载，汇秀庵“俗名小龙嘴，明天启三年建，国朝雍正元年修”，故石龙嘴形成的实际年代还要更久远。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略军占据了“要塞”石龙嘴半岛，并在石龙嘴半岛设立一支水上巡警队，专门搜查过往船只，防范抗日武装，对老百姓进行敲诈勒索。新中国成立后，由于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大运河航运的需求量年年增长，石龙嘴阻碍了水上运输。1976年因大运河拓宽，3月16日石龙嘴拆除工程开工，不久石龙嘴就消失在人们的视线中。
大运河水通过文亨桥毗陵驿，在西水关进行分流，支流通过西水关进入西下塘、东下塘，成了市区的主要河道，世称“前河”。分流之处有一个土龙嘴，又称大龙嘴，位置在西水关桥垃圾转运站以东。土龙嘴地势较高，故这一地带原有个高头村。土龙嘴旧时青松环抱，翠竹新幽，暮鼓晨钟，早晚不绝，为一郡风景之胜，其上原有古庙龙兴寺和三茅行宫，当年也曾香火颇旺。每到清明，江、浙、沪一带的香客到茅山朝山进香，乘船经过这里时，都要进寺拈香。
石龙嘴对常州的农业灌溉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保证了武进地区数百万亩良田的供水，还对常州市区的航运安全、水量调节和历代居民生活用水起了重要作用。石龙嘴周围原有众星拱月似的七座桥，它们是：广济桥（西仓桥）、卧龙桥、普济桥、锁桥、南运桥、怀德桥和文亨桥（新桥）。石龙嘴两岸的米市河、豆市河是全国著名的米、豆交易中心。石龙嘴以西的河边曾停放大批木排，常州的运河水适宜保存木材，这里又是大的木材交易市场。石龙嘴周围还是常州手工业、酿造业、酱品业的加工基地。
西瀛门城墙修复
“宫柳犹遮旧女墙，角声孤起送斜阳。英雄百战成寥落，吴楚平分自渺茫。寒雁动愁离塞远，暮江流恨入云长。古今天地谁非客，何用登临独感伤。”这是明初诗人浦源的《西城晚眺》，诗中描写的正是明朝常州西城的景色——在当年表场一带运河边城墙前观看夕阳西下的壮美一幕。常州西门旧有“西郊八景”之说，“西城晚眺”是八景之一。城墙，这一冷兵器时代的城市防御工事，演绎了多少波澜壮阔的场景，留下了多少脍炙人口的故事，几度沧桑，时过境迁，这一景色已不复存在。
2003年西瀛里地块改造，一段221米长的明城墙出现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段，是明洪武二年（1369），汤和任常州守御官时所筑新城。后唐清泰二年（935）刺史徐景迈筑的罗城（外城）周长27里37步，有城门9座，面积比外子城扩大了5倍。这是常州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城墙。根据日本学者斯波信义的统计，在宋代，常州城规模仅次于两宋都城东京汴梁、杭州以及苏州，位居全国第四。罗城呈不规则的纺锤形，城垣曲折，城中部宽阔，南北间距近5华里，东西近10里。常州城从唐末2里扩张到27里，增长了10多倍。但限于一千多年前生产力发展的水平，罗城实为夯土的土城墙，特别是经过宋末抵抗元兵的常州保卫战，城墙破坏很大，至元天顺元年（1328），罗城因年久失修而废。汤和认为常州罗城太大不易防守，遂缩小新城范围。以关河边的罗城北城墙为基础，收缩东、南、西三面城墙。当时有诗云：“危城四十里，地郭力不支。汤侯筑三面，敛彼东、南、西。”明代筑的新城已用烧制的城砖，城砖上有知府和同知的名字，还有窑工的姓名。这是严格的城墙质量保证体系。城墙的坚固与否，关乎一座城市的安危，历代政府最为重视，如果出了质量问题，要严肃追究责任。看城砖就能知道烧制者的姓名，以便追究窑工的责任，这也是朱元璋的一大发明。汤和筑新城后，历史上常州府修城墙不下数十次，其中最著名的有两次。一次是明成化十八年（1482）常州知府孙仁重修，这次整修易以巨石，新壁增高3尺，史称“雄伟壮丽”“雄踞一方”，常州成为“东南一巨镇”，我们今天在西瀛门城墙仍能看到很多刻有“提督知府孙仁”“督工同知吴桓”字样的城砖。另一次是明正德七年（1512），为了对付北直隶（今河北省）刘六、刘七农民起义军的南下，常州知府李嵩整修城墙，扩建走马道，城墙宽丈余，从二月初一至五月二十日落成，由常州府阎纶照全面负责，武进等地知县往来督视，“制度至是大备，巍呼为一邦之壮观、万吉之金汤矣。”2003年5月30日常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为修复城墙，对城墙基础进行挖掘取样，发现城墙基础确实是垒以巨石，异常坚固，与地方志记载完全符合，我们对常州祖先认真的工作态度表示由衷的钦佩和敬意。
明末清初朝代更替时，常州并没有发生战事，城墙依旧坚固如初。1851年起，洪秀全、杨秀清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波及半个中国，1853年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南京），1860年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率部攻占常州。据《武进阳湖县志》记载，常州府曾组织团练抵抗，赵翼的孙子、举人赵起是团练的负责人之一。1864年李鸿章率淮军攻打常州，在戈登率“常胜军”的配合下，常州守将护王陈坤书率军坚守数月，最后常州城被攻占，我们今天在城墙前似乎又看到160年前双方激战的场景，此次常州城墙遭到严重损坏。常州城墙最后一次修复是在1885年，1883年爆发了中法战争，可能是为了加强战备而修，武进知县金吴澜和阳湖知县温世京捐款500缗，又借拨修武进阳湖县志的余款3000缗修葺城垣。1937年，日寇侵占常州，战事不断，常州城墙逐步损毁。1949年常州解放，城墙的防御功能逐渐消失，成为城市发展的障碍。1951年经华东军政委员会批准，常州城墙被拆除。
1840年以前，常州经济的四大支柱行业“豆、木、钱、典”，大多集中在西门，著名大学者、诗人洪亮吉在诗文中有对西瀛里繁华的描述。民国时期的西瀛里堪称常州的外滩，各种建筑风格的银行排列在老运河边，当铺、钱庄、药店、火油店、绸缎店、伞店、布店、鞋帽店、酒店、票号等各类商铺以及镖局、旅馆一家挨着一家。西瀛里原名西营里，从明初朱元璋派大将汤和驻守常州以来，这里一直驻有西营重兵，但西营常失火，于是当时常州地方官采用五行生克的学说，把“营”改为“瀛”，取以水克火之义。虽然改名，由于明清以来直至民国，西瀛里商铺很多，又都是木结构房子，前店后坊，厨房连着铺面，故极易发生火灾，往往形成“火烧连营”效应，后果十分严重。虽然这一地区在民国初年已成立中三区救火会，已有消防设施用于灭火，但遇有火警，仍需至大水关或绕道至老西门外取水，所以往往因取水困难而使火势延烧多时，再说人力揿龙（俗称洋龙）的灭火能力很有限，故一旦火灾发生，商家损失很大。据常州已故文史专家戴伯元在《常州文史杂谈·西瀛门何时辟建》中说：“中三区救火会会长查秉初建议在这一段开辟城门，以利消防，并得到市公所及油麻、纸货、棉纱、色布、药材等商界的赞助。但当时这一带房屋鳞次栉比，无从开辟，凑巧城外之费锦全家房屋被火烧毁，不久，城内张义昌布店也同样遭遇火灾（两家位置仅中间一城墙之隔），于是租得两处的基地，由商会会长于定一备文请（武进）县政府转呈督军、省长公署批准，拆城砌门，并请书法家唐驼写了‘西瀛门’三个楷书字镌石。共计费用一千六百元，由各业集捐抵补。并于城门外之新码头设立渡船一只，以通南北两岸。抗战时期，（西瀛门）为日伪封闭达八年之久，直至1947年8月，始重行开放至今。”西瀛门辟建工程直至1923年12月才算告成（见民国十二年十二月八日《新武进报》刊《西瀛门外设立渡船》一文记载）。当年表场轮船码头船来客往，人流熙熙攘攘，买卖吆喝声此起彼伏。西瀛门还是民国和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常州最主要的轮船码头，无论是客运还是货运，对常州市民的出行和货物流通都起过重要的作用。因为民国时期西瀛里商业繁荣，银行、钱庄众多，许多商家将店面房与城墙相邻而建，有的还与城墙相连。
常州市政府决定修复这一段城墙，故修复后的这一段称为“西瀛门”城墙。“西瀛门”城墙修复的设计者是原园林设计院袁明仁，袁明仁是常州资深建筑设计师，他曾设计了篦箕巷、毗陵驿和清代诗人黄仲则故居等，他设计的“西瀛门”城墙图纸经领导同意后即进行了施工，施工单位是苏州古典园林建筑公司，该公司2002年主持了人民公园的改建，施工监理是市文管会项目科唐三祥工程师。“西瀛门”城墙修复工程指挥部就设在城墙对面铁市巷原轻工幼儿园，城墙修复工程部由建设、园林、文化、市政工程等部门人员组成，文管会作为监理部门，非常重视城墙施工质量。正当“西瀛门”城墙修复在市民关注下热火朝天地进行时，人们突然发现明清老城砖明显不够用，许多热心市民捐出了家里收集的城砖，市文管会颁发了捐赠证书，笔者经手此事，《常州日报》及时作了报道，一时成为美谈。后来施工部门从苏州买来了一批规格相同的城砖，城墙最高处的雉堞用的城砖多是新城砖。
修复后的西瀛门城墙 顾晔麟 摄
“西瀛门”城墙修复开始时，有人主张在城门上修建像“山海关”城门上那样的城楼，古色古香，遭到江苏省文管会古建专家戚德耀的反对，戚德耀强调文物修复要坚持“修旧如旧”的原则，不能画蛇添足。还有人主张为了保护明城墙的沧桑感，不要拔除城墙上的藤蔓和小树，也遭到戚德耀的反对，戚老认为，这些古藤和小树根长大后会造成城墙墙体的毁坏，故决不能留，这是有教训的。“西瀛门”城墙修复将完工时，城门上原有的“西瀛门”三字门额是民国上海滩“写匾圣手”唐驼所书，但后来被毁。为了找到唐驼手迹，笔者在常州市政协编纂的文史资料集上看到原政协文史委主任陈吉龙写的纪念唐驼的文章，文中讲到唐驼的儿子唐念慈是江苏省政协常委，于是想问唐家还有没有唐驼的字帖。当唐驼的孙子得知常州要修复“西瀛门”城墙并恢复他祖父唐驼的手迹，顿时颇感亲切，表示可以找一找。后来他寄来了一本新出版的“唐体书法”字帖。民国时唐驼手书曾作为书法教材，后多次重印，于是笔者终于从“唐体书法”字帖里找到“西瀛门”三字，到广告公司放大制作。后来刻在石头上，就有了今天城门上遒劲的“西瀛门”三字。
“西瀛门”城墙正对早科坊的一面原有“明代古城墙”几个隶书砖刻大字，有市民提意见，既然有了“明代”两字，这个“古”字就可以不要了，于是就有了后来的“明城墙”三字，现在这三个字也没有了。在“西瀛门”城墙上还展示了清末宣统元年（1909）《常州府城坊厢字号全图》石刻、常州市人民政府《修缮常州西瀛门城墙碑记》和《西瀛门城墙简介》石刻。
南京和西安城墙是目前中国保存最完整的城墙，现在很多城市都为没有自己城市的城墙而苦恼，哪怕只有一小段也好。“西瀛门”城墙虽仅长221米，但有了它，常州就有了申报中国历史文化名城的资格，因为在评选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时，规定必须有一段老城墙这一硬件，有了它，常州就有了发展旅游业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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