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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门桥:古运河上的城市记忆锚点

网址: 日期:2026-0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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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从高空俯瞰常州,水门桥位于天宁区延陵中路跨关河处,附近一带的水文颇为复杂:古运河与关河在这里交汇,形成一个湍急的三角区,仿佛是这座城市跳动的脉门。这座桥,当下临近东坡公园,勾连着舣舟弄、东水关和周边的小东门,但对熟悉常州的老市民来说,这里曾经充满市井气息的喧嚣;对考古工作者来说,这里曾是常州宋代罗城的“东水门”,在我市申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时,是一个被厚厚淤泥封存了近千年的“时光胶囊”。

 

水门桥,悠悠岁月之中,镌刻的是对城市魂脉的追寻。

 

 

旧时记忆:从“通吴门”到“朝天门”

 

“五代吴天祚元年(935)筑罗城时为通吴桥,明正统七年(1442)重建,清同治九年(1870)重修,称‘水门桥’。1950年拆除石拱式桥梁,改建为石块桥墩的木梁桥,1953年10月改建为长14.7米、宽8.5米的跨关河桥。现在的水门桥,是延陵中路上跨关河的钢筋混凝土跨河桥平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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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建后的通吴门

(庄志浩2015年摄常州市档案馆藏)

 

水门桥,又名“通吴桥”,并非一座普通的桥。它的前身,是常州宋代罗城那座赫赫有名的“东水门”,古称“通吴门”,是常州东城水陆要冲。在宋代,这里是城市的命门,古运河由此奔腾出城,不仅是水路交通的枢纽,更是政治与经济的地理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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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古文豪苏东坡与通吴水门的故事

千年后化作了有故事的东坡公园周边

(陆士卿摄)

 

常州的水门桥与苏东坡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主要体现在他曾多次经水路泊舟常州,并在此留下重要诗作与文化印记。熙宁六年(1073),时任杭州通判的苏东坡,奉命赴常州、润州(今镇江)赈灾。抵常时正值除夕,为避免惊扰地方官民,他决定不登岸,命船家在当时的通吴门外停泊,在孤舟中度过除夕,并写下《除夜野宿常州城外》二首。《咸淳毗陵志》记载,后人为纪念此事,在当时的通吴门外建“舣舟亭”,“舣舟”的意思就是系船靠岸,后又因明代运河改道,于文成坝东重建,现属东坡公园,园内现还有洗砚池、东坡雕像、仰苏阁等纪念设施。

 

南宋时期,天子在临安(今杭州),常州作为“陪辅”要地,为了表达对皇权的臣服,东门一度改名为“朝天门”。那时的江南文人墨客若是乘船进京,必过此门。《咸淳毗陵志》“碑碣”卷显示,桥畔曾立有两块极为重要的碑刻——“梁溪尤袤”的《东水门记》与“三山黄冲远”的《重修东水门记》,它们像两枚沉重的图章,盖在了常州的城市传记上。

 

历史的风水流转,总是充满了戏剧性。随着明代汤和缩城,原本繁华的东门内城厢逐渐变成了“城外”。但这并没有让水门桥沉寂,反而因祸得福。当官府的规制退去,市场的野性力量开始在这里野蛮生长。

 

 

考古铲下:从“东水门”到罗城遗址

 

数年前,常州申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时,考古工作者在古通吴门附近进行了小面积发掘。事实证明,南港罗城遗址确实是一块被历史覆盖的“文化层”。一段五代时期的城墙遗址,作为这里发掘所得的建筑基址代表,管窥蠡测,印证着史料的记载:水门桥一带,发展至宋元时期,成了“极繁华的东门内城厢”。史书中记载的设立在附近的东仓,更证明这里不仅是交通枢纽,更是一个巨大的物流集散地。南宋诗人陆游曾赞叹常州“苏常熟,天下足”,而水门桥就是那个“足”字的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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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门外水门桥(古时常州罗城东门在此桥西)

(丁仲元提供常州市档案馆藏)

 

在五代吴天祚元年(935),常州刺史徐景迈主持修建了罗城,这一重大事件标志着常州正式崛起为统辖一方的区域中心城市。据《咸淳毗陵志》记载,罗城周长为二十七里三十七步,城墙高两丈,厚实壮观,设有九门。明洪武二年(1369),常州守将汤和为加强城防,决定对罗城进行改筑,将东、南、西三面的城墙向内收缩,从而新建了新城。

 

王继宗在《常州宋罗城考》中引用日本学者斯波义信《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的研究,说拥有此等规模城墙的常州,是当时全国第四大城,仅次于杭州、开封、苏州。他认为当时的常州城,除了9处陆门之外,还包括了东水关即水门桥在内的3座水门。明洪武二年(1369),因城大难守、城小易守,汤和为了便于防守而缩城,废弃了罗城,缩建之城名“新城”。据《乾隆武进县志》所载的全城图显示,当时仍然延续了“两陆城门夹一水门”的“三门”形制。这种延续下来的独特形制,在中国城市史上是极为罕见的建筑奇观。

 

 

市井交响:从轮船码头到商业伦理

 

如果说考古发掘找到的是水门桥的“骨架”,那么老常州人的记忆,则是水门桥的“血肉”。

 

据常州市民政局官网发布的《美丽传说桥动人——水门桥通东大门》一文显示,在没有高速公路的年代,水门桥是常州真正的“东大门”。直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水门桥到东仓桥这一段短短300米的街道,是常州商业密度最高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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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门桥东门轮船码头(船开往马杭桥、坂上、礼嘉桥、戴溪桥)

(丁仲元提供常州市档案馆藏)

 

那时候,水门桥堍的轮船码头,汽笛声是这座城市最早的闹钟。来自武进东南乡的班船,载着新鲜的农产品和南来北往的客商,在这里靠岸。街面上,酒酱业的“同泰丰”、百货业的“天新”、药业的“人寿天”一字排开。这里的生活逻辑是自给自足的:清晨去“悦和茶馆”听书喝茶,中午在“悦和饭馆”吃一碗地道的常州菜,晚上则可以去“民强浴室”泡个澡。

 

最值得一提的是这里的商业伦理。地方志所载,这里的商号讲究“童叟无欺”,店员们大多是从业几十年的老法师。他们不用尺子量布,眼角一瞄就知道你做衣服要几尺几寸;抓药的伙计用象牙小秤,一抓一个准,绝不缺斤少两,还有复核准确……这种诚信,是江南市井商业文明在运河边沉淀出的“金子”。

 

那时水门桥的美,还在于它独特的空间美学。站在桥上东眺,左手是粉墙黛瓦的枕水人家,右手是阡陌纵横的田园风光。这种“背山面水”或“面街背水”的建筑格局,让水门桥成为了一个微缩的江南。

 

当现代化浪潮席卷而来,东仓桥的倒塌、公路的兴建,让水门桥的繁华逐渐落幕。河道取直后,原本繁忙的三角区变得安静,昔日的轮船码头成为了历史的注脚。但正是这种“落寞”,意外地保存了水门桥的肌理,成为一处需要被解读的“文保点”。如今,搬迁后的小东门市场与东水关临近,再次成为了果品茶叶等的集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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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门桥(陆士卿摄)

 

现在的我们,面对水门桥,面对的其实是一面镜子。从通吴桥到朝天门,到民国节场,再到今天,它提醒着我们,一座城市的历史文化,不仅仅在故纸堆中,还刻在每一块被磨平的石板路上,响在奔流不断的运河水中,浸润在依河而生的市井生活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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