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皇元年（581）建隋朝，开皇三年（583）“罢天下郡，以州统县”，开皇九年（589），平陈，罢晋陵郡，置常州，常州从此得名。常州境域，古为延陵地。春秋时，周灵王二十五年（公元前547）“封（季）札于延陵”，始有“延陵”。此后，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改称“毗陵”，西晋改“晋陵”。在隋之前千年间，常州几经改名，但始终保留地貌特征“陵”字。开皇九年，突然改名“常州”，虽“常”字富有美好寓意，但从文化延承看，似乎有些突兀。
当年，隋文帝平定江南，为重塑地方秩序、强化中央集权，江南各地均重新改名，如吴郡改称“苏州”，建康改称“蒋州”，南徐州改称“润州”，钱唐改称“杭州”，等等。这些地方，虽“新名与旧称”有明显跳跃，但总体仍有依据，“苏”来自姑苏山、“蒋”来自蒋山（钟山）、“润”来自润浦。唯独“常”字，仿佛“飞来之物”。
常州人文始祖季札
当然，理由还是有的。现存最早的常州地方志书《咸淳毗陵志》记载：“隋平陈，郡废，乃于常熟县置常州。”意指常州之“常”源自“常熟”。不过特别要注意，此段记载竟出现在该志的“考异”表中，意思是“有此说，但不确定”。志书还注解：“非惟隋唐史不载，杜佑《通典》亦不书。”即正史与《通典》都没记载。注解还说，“或曰常州置于常熟县”。一个“或”字，表示“存疑”。看来是“曾有此说，考异留之”。于是，志书正文“今不书之”。
既然事关常熟，那么苏州、常熟的古志文献该有记载。这毕竟是“建置沿革、府属州治”的大事。然而，查阅苏州现存最早的3部志书——唐《吴地记》、宋《元丰吴郡图经续记》、宋《绍定吴郡志》，此事在有关常熟的条目中均未记载，现存宋代常熟旧志《宝祐琴川志》也未提及。直至明《洪武苏州府志》才言明“于常熟置常州，因县为名”。但此后《弘治常熟县志》又说“废晋陵郡，分置常州，以常熟隶”，不仅未标明“州治常熟”，反倒强调“以常熟隶苏州”。
明《嘉靖常熟县志》再次确认“州治”确在常熟，可《康熙苏州府志》再度“模糊”：“又废晋陵郡，置常州，常熟割入苏州。”《同治苏州府志》再“扳回来”：“于县置常州”，“后割常熟属苏州，移常州治晋陵县”。即便在新中国成立后首次编修的《苏州市志》中，其相关记述也是“开皇九年，废吴郡，改吴州为苏州，领吴、常熟、昆山三县”，意指这一年，常熟仍属苏州。可见，对这一问题的“摇摆”，古今一直存在。
如今的观点较为一致：2016年版《常熟市志》认定“开皇九年，以常熟县置常州，设常州理。旋移常州理于晋陵县。常熟复为县，隶于苏州”。1995年版《常州市志》载明“常州治所先在常熟，后还晋陵”。1988年版《武进县志》写明“废郡置州，于今常熟县置常州，晋陵属之”。这算是各方一致将“疑说”修正为“定见”。
正史回避，方志存疑，州治还跨郡域，像这种表述的摇摆与模糊在历史上是少见的。然而，事出必有因，且史籍如此隐晦，其间更有隐情。隐情湮没于历史，必须到历史中找回。
史料记载，开皇元年，隋取代北周立国。三年“废郡置州”。当时江南还未统一，仍处于南方政权陈朝的统治之下。开皇九年，隋伐陈，平定江南。《隋书》记载：“开皇初，高祖潜有吞并江南之志”，于是委将“大举伐陈”。但平定江南并不简单。
自西晋“永嘉之乱”后，南北陷入近300年的长期分裂，形成了差异较大的政治、文化体系；南方经东晋和南朝政权，形成了独特的“江南文化圈”，在制度、习俗上与北方有显著差异；长期的分裂还导致南北民心隔阂，南方甚至视北方为“外族”，加之隋灭陈后实行了一系列操之过急的政治改革和文化高压政策，同时民间还传言隋朝政府将把江南人尽徙入关中，南北矛盾进一步激化。
开皇九年隋灭陈后，第二年江南即爆发大规模反隋叛乱。《隋唐五代史》写道：“平陈之明年，江南复乱，遍今浙东西、皖南、闽、赣之地”。《资治通鉴》记载：“陈之故境，大抵皆反，大者有众数万，小者数千，共相影响”。《隋书》更记载：“贼朱莫问自称南徐州刺史，以盛兵据京口”“晋陵顾世兴自称太守，与其都督鲍迁等复来拒战”，还有“无锡贼帅叶略”“吴郡沈玄懀、沈杰”“黟歙贼帅沈雪、沈能”，更有“浙江贼帅高智慧自号东扬州刺史，船舰千艘，屯据要害”“贼帅汪文进自称天子，据东阳”。在双方对立中，甚至出现“杀害长吏”，将隋朝官员“抽肠食肉”的现象。
《资治通鉴》记载：“执县令，或抽其肠，或脔其肉食之”。于是，隋文帝“二次平定江南”，“时元帅杨素整阵南驱，寻便瓦散，俘虏诛翦三十余万”。
西晋时期毗陵郡行政图
南北如此对立，使得北方政权频频出“狠招”。一是为江南各郡改名，消除前朝政治符号。“建康”借蒋山改名“蒋州”，“吴郡”以姑苏山改名“苏州”，“京口”以润浦改名“润州”，“东阳郡”改“婺州”，“南康郡”改“虔州”等，强迫各地淡化历史记忆。二是对前朝官员，“牧民者尽更变之”，全面替换北方官员，与前朝“划清界限”。三是平荡旧城，迁建新郭。江南各郡城多为南朝士族豪强的聚居地，隋采取“迁建新郭、空其旧城”政策，强制迁徙人口、人为摧毁旧聚落，彻底瓦解地方势力根基。宋齐梁陈四朝都城建康尤为惨烈。隋文帝下诏“建康城邑宫室，并平荡耕垦，更于石头置蒋州”，把旧都城的城池宫殿全部夷为平地，清空旧城，辟作农田，另外在“石头城”建新城，抹去历史记忆和政治符号。苏州也面临同样的境遇。开皇十一年（591），杨素解苏州之围，即“以苏城尝被围，非设险之地，奏徙于古城西南横山之东、黄山之下”建新郭，目的是“盖欲空其旧城耳”。杭州亦然。开皇十一年，杨素“移州治于柳浦西，依山筑城”。
“空其旧城”之残酷性在于：不仅对旧城城池、宫殿、官署进行系统性破坏，还通过强制旧城居民迁出，使旧城失去人口支撑，沦为荒地或农田。同时，通过“重置治所”削弱旧城的政治地位；在经济上，则使原有经济中心瘫痪，商铺关闭、作坊停摆、产业链断裂，大量民间资产被损毁或废弃。
常州城垣变迁及城廂图
当时常州与江南许多城市一样，也处于“风暴中心”。平陈初期，后梁萧氏宗室与陈朝永新侯陈君范“并军合势”抵御隋军。二次平定中，“晋陵顾世兴”“都督鲍迁”“无锡贼帅叶略”等举旗反隋。史载，“晋陵一战”，杨素“逆击破之”“虏三千余人”。由此看，常州在当时被“改名”和“空城”就不足为奇了。
要改名，有历史传承的“延、毗、晋”等字，显然不会再用。而新州治也会另择他处。杭州新州治从“钱唐”迁到“余杭”，“新常州”该迁何方？无锡有“贼帅叶略”，江阴、义兴“平陈”后，才“废郡来属”。而把隶属苏州、毗邻常州的常熟分置出来，变得顺理成章。更何况，常熟之于“晋陵郡”还有历史渊源。《宝祐琴川志》记载，“成帝咸康七年，分海虞置南沙县，属晋陵郡”。《绍定吴郡志》也写明，常熟“旧为毗陵郡南沙县”。常熟为“上腴沃壤，衣冠鳞集，甲兵云萃”之地，早在梁代就有“常熟”之称，以此地为新州治确有现实的条件和可能。
可以肯定，隋朝这种人为、过急的政策和做法，有些是违反常识和规律的。像苏州治所，到唐武德末年又重回旧址，“复其旧，盖知地势之不可迁也”；像南京，开皇九年于石头城置蒋州，开皇十年又将治所移至冶城。隋炀帝“接班”后，于大业三年（607）将江南各“州”改回“郡”名，恢复原称。常熟也在大业六年（610）重回苏州，《绍定吴郡志》记载：“大业六年，复为吴州，领县五。”大业十二年（616），隋炀帝大兴土木，在常州修建毗陵宫。《资治通鉴》记载，隋炀帝“诏毗陵通守路道德集十郡兵数万人，于郡东南起宫苑，周围十二里，内为十六离宫，大抵仿东都西苑之制”。由此看来，郡治可能在大业三年就重回晋陵了，前后19年。《咸淳毗陵志》又载，“唐武德三年，复改毗陵郡为常州”。当然，隋政权的政策也非一无是处，那只是另话。
明朝永乐年间常州府郡城图
隋代的“轮回变故”落到地方“设州置治”的短期反复，毕竟是“不太愉快”的断痕。“惟隋唐史不载，杜佑《通典》亦不书”也能理解，宋代地方志书对远在680年前的“可能事实”保持“谨慎存疑”态度也解释得通，而且“存疑”态度既体现了史家一贯的严谨作风，也是对后世的“尽责”交代。明清志书“左右摇摆”来续写“旧史”，也是史家“前承后继的接力式交代”。如今，从更宏大的历史背景和“隋平江南”的政策选择看，尤其结合南京、苏州、杭州等大部分江南城市的类似情况看，常州之“常”源于“常熟”，常州曾短暂移“州治”于常熟，还是具有历史可信度的。况且唐代专志《元和郡县图志》也言之凿凿地肯定：“隋开皇九年，平陈，废郡，于常熟县置常州，因县为名。后割常熟县入苏州，移常州理于晋陵县。”表述不仅明确，而且时间早于宋代，只是当时地方志书因其“非为隋唐正史”而不予采纳而已。
常州冠以“常熟”之“常”，从未辜负“常稔、常熟”的美好寓意，而且一千多年来坚定高举“常”字大旗，不断赋予常州深刻的内涵与耀目的光彩。常州在唐代已为全国“十望之州”，在宋代为全国重要的粮食产地和集散地之一，明代为全国33个较大的商业和手工业城市之一，清代为“绂冕云兴，接闬列宅，帆樯川鹜，芥聚绳縻”的“衣冠都会”，近代为中国民族工商业发祥地之一，现在为长三角地区重要的中心城市、全国先进制造业基地、区域性科技创新高地。而根据南唐徐铉所书篆字集成的“常州”两字，不但增添了“金钟罩六龙”的传说，而且放大了常州的“龙城”雅号。如果说，延陵、毗陵、晋陵还是基于地理形貌之特征，如今的“常”早已从最初“借名”淬炼成“东南无与常匹俦”的地域符号。
来源：常州史志，常州市地方志办公室
原载：《常州文史资料》第二十八辑（市政协文史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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