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伯元故居位于常州市青果巷西段南侧，坐南朝北，北临青果巷，南枕胜利巷。1987年12月，常州市人民政府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李伯元故居原占地2.6亩，原有房屋六十四间，均硬山造砖木结构，是其曾任东昌府知府的堂伯父李念仔于清光绪十八年（1892）由山东返乡时购置。李伯元早年丧父，随母吴氏和妹淑芳居此五年。当时房屋可分为三路。中为主厅留馀堂，一进为门屋、轿厅，二进为大厅，原屏门上悬“留馀堂”匾额。三进为住房，四进为二层木结构转楼。其东首原为唐氏“礼和堂”遗址，今存屋二进，进深六檩，各三间。有翻轩、月梁，梁托有荷花、寿桃等黄杨木雕，工艺精致。轩后天井铺设石板，有白石洗砚池一方。其西首即为李伯元全家居住处，今存屋二进，各五间，进深六檩。后进为明式建筑，厅后存明代木隔窗二扇、古井一口。1937年1月，武进县地籍原图仍标由李伯元后裔居住。现房屋产权仍归李氏后裔。
（李伯元故居）
李伯元（1867—1906），名宝嘉，字伯元，号南亭亭长，武进人，博学多才，擅诗赋、制艺，工书画、篆刻，晚清谴责小说家代表人物。光绪十九年（1893），补廪贡生。光绪二十二年（1896），离故居赴上海，先后创办《指南报》、《游戏报》、《上海世界繁华报》等。他用五年时间创作长篇小说《官场现形记》，开创了清末谴责小说的先河。
（李伯元）
（官场现形记）
李伯元生于世宦之家，他祖父、父亲、伯父都是科第出身，有的在地方任牧令、监司，有的在京城官居枢要。伯元生在山东，三岁时，父亲去世，由堂伯李念仔抚养。伯元从小随任山东道员、东昌府知府的伯父在山东长大。伯父对他督教甚严，母亲只此一个儿子，更是把全部心力放在他身上。伯元自幼聪慧好学，兴趣广泛，每当夜深人静之际，淡月孤灯之下，攻读不止。他擅长制艺诗赋，善于绘画篆刻，懂得金石考据，可谓多才多艺。
光绪十八年（1892），念仔从山东辞官回到常州，伯元一家，同返故乡。第二年考得武进县秀才第一名。此时，坐落在北门外青山桥畔罗武坝的祖宅，已在战乱中毁坏，于是在城内青果巷选择一处房屋居住。两年后，伯父去世。
19世纪90年代的中国，充满着内忧外患，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廷统治者卖国求荣，腐败反动。甲午战争中国战败、戊戌变法被扼杀、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清朝一面对帝国主义奴颜婢膝，割地赔款；一面对人民大众加重剥削，残酷镇压。政事的腐败、社会的黑暗，使青年时代的李伯元不胜忧愤，思图改革。他在诗中抒发抱负道：“世界昏昏成黑暗，未知何日放光明？书生一掬伤时泪，誓洒大千救众生。”
因此，在文学上有扎实根基的李伯元来到上海，创办《指南报》，以此揭露时弊，劝善惩恶。不久，改办《游戏报》。《游戏报》是中国最早的小报，形式类似杂志，栏目内容涉及领域甚广，上至形势政治，下至风土奇闻，还包含诗词歌赋、人物传记、神仙鬼怪等，一经推出便迅速成为沪上报界的一匹黑马。《游戏报》的办报理念之一，是假借游戏之名，达到隐喻反讥之目的。其内容往往透过游戏笔墨的表象，意存惩劝，深含李伯元忧时爱国的良苦用心。如1899年7月12日《游戏报》刊出《碰和解》一文，借搓麻雀（麻将）之“碰和”，讽刺当局对外屈膝政策。文中犀利演绎“碰和”：“和者，讲和也。礼之用，和为贵；故中华偶被外国一碰，便尔讲和。”又借“东”“南”“西”“北”“中”等加以发挥：“东为日本，北为俄罗斯，西、南为欧美诸强国，眈视环伺，各据一方，故碰和者以得东、南、西、北风为坐将。至中风为公将者，犹之中国土地任人坐索，任人瓜分，皆视为公共之物。”《游戏报》另一重要理念，是始终将读者意愿和群众兴趣视为创作基点，与如今的粉丝经济视角有异曲同工之妙。《游戏报》也被后人誉为中国史学以及中国近代文学中十分有权威的一项文化遗产。
（游戏报）
正当《游戏报》处于被时人推崇为“小报牛耳”的鼎盛之时，李伯元出乎所有人的预料，将该报转让于他人续办，他则另起炉灶创办《世界繁华报》（日报），并受商务印书馆之聘，编辑出版《绣像小说》半月刊。他是晚清上海小报的创始人，鲁迅先生说他所办报纸“为偕嘲骂之文，记注倡优起居”（《中国小说史略》）。对于清朝末年的官场及社会上的种种腐朽现象，以嬉笑怒骂之笔，绘影绘声，揭露无遗，受到各界人士的欢迎，发行颇广。后来仿效者甚多，纷纷办起各种小报，但都没有他办的报纸发行量大。
（世界繁华报）
光绪二十七年（1901），清政府举办经济特科。所谓经济特科，是一种临时设立的特别考试，必须是具有相当资历的人，并经有声望的官员保荐，才能参加这种考试，考取之后，立即就做官，那时虽有官衔而无实职的人是极多的。这时李伯元在上海写小说成了名，乡侍郎曾慕涛保荐他参加经济特科考试。他却加以拒绝，没有参加考试，后来终因积劳成疾，殁于上海，年仅四十。
李伯元是个多产的作家，他构思之敏，写作之快，极为少见，怎无奈，生不逢时。李伯元用他的一生揭露时弊，“誓洒大千救众生”，他所创作的小说、弹词堪称“史笔”。在他笔下，不单有对社会作“绝对客观”的描绘，也包涵对社会问题的探索，表现出有识之士救国拯民的意愿和抱负。他批判社会出于“公心讽世”，与当时知识分子“教育救国”运动一脉相通，这正是李伯元与他作品的伟大之处。如今，故居留馀堂已不再是原本的繁华模样，但那永远呼唤光明的一掬书生泪却还滴在青石板路上……
图文来源:《中吴遗韵·名宅名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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